“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尹飞鹏相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其实，尹飞鹏报名‘支边’，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渡船平稳第行事在海面上，渡船行驶了十几分钟以后，崇明岛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支边”，包括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是一代人的悲剧。三个人能感觉到，尹卓君和她的儿子可能遭遇到了很多不幸，经历了很多苦难。

情况比三个人想象的还要糟糕：

“尹卓君的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在很多场合发表了很多不满现实的言论，最后被打成那什么派，成了专政的对象，被判了十八年，流放到青海去服刑，尹卓君的母亲既不放心丈夫，有不放心女儿，反复权衡之后，把女儿交给了自己的母亲，随丈夫去了青海。荆南是尹卓君的伤心地，不久，她就将户口迁到了崇明岛外婆家。”

“伤心地”恐怕还包括孩子的父亲车仁举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

“尹卓君到崇明岛以后，在一所小学当了美术教师。带着儿子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无产阶级那什么革大命开始后不久，尹卓君遭遇到了更大的不幸，父亲流放青海的事情，已经使她和儿子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久又传出她丈夫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事情来。尹卓君带着孩子躲到崇明岛，本来就是想忘掉过去——斩断和过去的一切联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母子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尹卓君被批斗了吗？”

“批斗，戴高帽，游街，一样都少不了。”

看来，尹卓君的儿子是知道自己的父亲不幸遭遇的。车仁举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连累到了尹卓君和她的儿子尹飞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