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忻极大的震撼，奕忻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忻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忻、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忻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样担任总理大臣；为此奕忻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拧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忻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驾崩的消息和遗诏的内容，抛开兄长去世的消息不说，奕忻对那张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顾命大臣”名单感到了极度的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自己竟会被兄长彻底排除在新的权力中枢之外。不止奕忻自己，军机大臣文祥的落选表明了整个“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奕忻在已经委屈了多年以后，不愿再接受这样悲惨的未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支持自己的众人，年幼的恭亲王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忻到达热河，在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之后立即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单独召见。双方在会见中显然达成了推翻现有“顾命大臣”制度代之以“两宫垂帘、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为了不使肃顺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忻没有再和两宫太后单独会见过。双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譞之妻（慈禧亲妹）负责传递。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及载垣、端华等七大臣抵顺义县西北的南石槽行宫。恭亲王奕忻在此接驾并受到了两宫太后的召见；而政治中枢由热河再次回的了北京。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传特旨召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武英殿大学士贾桢、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由恭亲王奕忻带领进见，载垣等人阻拦不果。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向众人泣数顾命大臣种种不道，随后出示在热河就由曹毓瑛写好的上谕，指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僭窃帝权，欺骗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处理失当而“失信各国，淀园被扰”、“口外严寒……圣体违和”导致文宗崩于行在，将“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

这次成功的政变被人称为“叔嫂合谋”。事实上，离开了恭亲王奕忻的武力支持，两宫太后绝对无法击败顾命大臣。在奕忻来说，有了太后的支持固然是事半功倍，要是没有却也未必不能自编自演一场“周公诛管蔡”出来。

以大清朝当时的的需要来看，最好是有一位清太宗那样杰出的君主；而奕忻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此时可以说是他离皇位最近的一次。因为他完全可以也有这个实力自立为帝，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又一次和帝位擦肩而过。

帝位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沉重了。

少年时候的意气风发却与帝位失之交臂，中年时候在乱世危局之中苦苦经营。他对于外在看的太清楚，深味斡旋的艰苦，委曲求全的艰苦，无能为力的艰苦，这样的经历足够使他对命运的恐惧深入骨髓了。

恭亲王清楚的看到，自己在修补着一个千疮百孔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国。虽然他始终是向着自强和复兴的方向努力但却始终抱着忧虑的心理。八里桥的那次惨败，就已经使得他大梦初醒般开始体会到失望的滋味了。

ps：同事聚餐一男同事喝醉了，我们送他回家。到了家门口，只见他蹬了两下门，门铃按得很急，里面一女的问谁啊，他吼了一下：是朕，是朕回来了。只见那女的开了门后说：哟，原来是皇上回来了！我们同事几个那个佩服啊！看到他安全到家我们就扭头走了，然后背后传来一声“太后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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