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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3章 丰年 (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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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城市,上海,一天比一天更为繁荣,尤其是外滩一带,此时的外滩已经不再是旧时的租界——去年,根据同英、法等国改定的新约,租界一应被收回,甚至就连同外滩上的那些“洋地主”也会也大都易了主——他们可以说深受上海市政府坑害。

在租界收回时,尽管的外部部承诺保护租界内各国人士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租地、购地却与随后通过的《土地法》有违,而按这一法律规定,外籍人士不得以公私名义于中国租用或购买土地,且中国人不得自外人手中接受赠予、承租或购进土地。

在法案获得批准后,租界以及国内的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他们既无法继续持有,亦无法通过赠予、出租或者出让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法律只留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后,“外人非法持有土地”面临着被没收的风险。

尽管各国驻华大使曾表示抗议,但却又不得不承认政府并没有违背最初的商定“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各国人士在华财产”,而禁止外人持有土地同样也是法律。最终,那些名燥一时的洋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条件——交还土地,至于土地上由其兴建的建筑,其则可以继续持有二十年,二十年后建筑亦将由政府收回。

也正因如此,从去年开始,许多名燥一时的专事地产业的犹太洋行纷纷陷入破产的边缘,而对于国内商人而言,这则是一个机会——他们趁机签署了长期的建筑租赁合同,不过,这种合同很难持续,现在的外滩同样也是一派大兴土木——大量的新兴建筑正在取代旧式的建筑,而那些风格各异的西洋式建筑,现在正在构成外滩的特色。

作为“临近”首都的江口最大城市,以外滩为商业中心的上海,并没有因为帝都的近在咫尺而没落,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隐隐有超越大连的势头——其正在一天天的成为中国金融的心脏,不管贬抑它的人如何说,此时的上海外滩仍然是世界性的,并没有因为租界的收回,而发生太多的改变。

如果说,这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恐怕就是曾经主导着上海产业的洋行,正在被一家家国商的企业所取代,曾经的那些买办们,这会早都已经成为了商人或者企业的高级雇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机会至少看起来都是公平的,都有成功的可能性,对于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来说,这里是个机会的殿堂,在这儿,只要有特长,再加上勤奋,就会得到提升和保障的奖赏。而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它是整个亚洲上最大的市场;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又是富人奢侈淫逸的所在,当然,对于冒险家而言,这里却是同样也是天堂,一个属于冒险家的机会天堂。

兹……

将雪茄烟按灭于烟灰缸内,赵普升走到窗边,他凝视着窗外的黄埔江,看着江上的各国商船,此时夕阳西下,将江水染成了红色。

“根据对今年粮食产量的统计,统制委员会已经决定减少一半粮食进口配额……”

面对着背对自己老板,田中川的语气显得非常平静,作为公司的调查员,他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一些情报——尤其是与统制委员会有关的情报,现在不同于过去,过去中国的进口是随意的、无序的,任何个人、洋行都可以从事进出口业,但是现在不行,外贸统制是最早的统制,可以说,曾经纵横上海的洋行之所以会迎来他们的末日,就是因为外贸统制——所有的进口出口都将由政府授权的企业从事,未获得授权的企业不得从事进出口业。

通过对外贸的垄断,政府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既控制着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样也控制着进口商口的价格,那当然种类以及数量同样也是由他们控制,而委员会的控制是通过年初的计划进行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他们绝不会改变计划。

进口粮食的多少对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作为民生米业的总经理,赵普升非常清楚,至于这民生米业则是由上海以及苏浙的六十二家米行组成的公司——为了对抗东北来的北方米业公司,而组成的米商同盟。

与东北实施粮食统制不同,内地至今都没有实施粮食统制,也正因如此,民生米业才能借助本地收购等方式,与北方米业竞争,从而控制着上海等地大半的市场。

“进口减少了,这是好事!”

与传统的米商不同,赵普升之所以会成为这家联合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东北的那些商人——出身米商家庭的他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在东北工作了长达六年,在继续家业后,更是在短短数年内,把赵家的十六个米铺变了一百三十五家遍布苏浙的米铺。

作为米商的他深知进口大米的重要性——从同治年间起,每年需要进口上百万担粮食。现在配额减少,意味着这上百万担粮食的缺口,都要从国内补充。

“进口一减少,对国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赵普升头也不回的继续说道。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要趁着丰收之季,联合各地的粮商,把谷子的价格压下去……”

“总经理,虽说自古就是丰年粮价低,可要是压的太低,到时候,粮食公司介入的话,怎么办?”

“不用担心!”

摇摇头,赵普升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平静。

“虽说各省皆设有粮食公司,但那些粮食公司往往只是专注于售粮,而不是购粮,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赚个差价,不过与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用进口的低价粮去平抑城中的粮价,就像上海一样,这两年涌进上海的人口岂下数十万,若不是粮食公司售平价粮平抑粮价,这上海的米价,至少要突破7块!”

尽管许多米商对粮食公司有着颇多的怨气,但是于赵普升看来,这粮食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毕竟,高价粮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粮食公司有时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农民借粮还粮的过程中,因为粮食公司不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这个时候,粮商则可以借机压低谷价,而农民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务,则不是不接受低价。

也正因如此,赵普升从不觉得省营的粮食公司是竞争对手,反倒因为他的主动合作,一直以来颇得粮食公司的欣赏,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奖。当然商人言利,这一点从骨子里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之所以同粮食公司合作,同样也是为了利益——凭借着与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得民生米业垄断着多地的米市。

“济山,你知道从帝国建始到现在从上海至武汉长江沿线诸城增加多少人口?”

突然,赵普升把话锋一转,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问道。

“470万,全国城市新增人口超过1500万,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作为米商,赵普升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有粮食的收成,他同样更关注市场,关注着市场的需求,而相比于传统的商人,接受过系统商业培训的他更注重数据。

“总经理,今年应该会突破1800万人,从帝国建元至今,国内各地均大兴土木,别的地方不说,仅仅南京京畿一带,就有二十余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再加上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地,南京周边的各业工人至少百万之众,至于从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带,这两年纱厂、布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厂开业,于纱厂工作的女工何止百万,民政大臣不说在报纸上说嘛,十年内,国内城市人口就将突破一亿人!”

提及一亿人时,王裕民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一亿人是什么概念,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0%-50%都将集中的从上海至武汉一带的“沿江都市圈”,粮商喜欢人,城市人口越多,粮食的用的便越多,市场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说一亿人,就是这新增的1800万人,哼哼……”

面上挤出一些笑容,赵普升把话峰微微一转。

“两年前,朝廷借着“地税风潮”,重新量地,量出来多少隐地?差不多三万万亩隐地!三万万亩,那些隐地大都都成了所谓的“无主之地”,然后被朝廷没收了……”

赵普升提及的是两年前的“旧案”,受限于测量技术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历朝历代民间“隐地”都实属正常,但基于现代测量技术进行的测量,却使得大量民间“隐地”被量出,而在朝廷限定的时间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实将隐地上报进行登计,从而导致“隐地”变成“无主官地”,而朝廷随之借着“风潮”的紧急状态造成的高压之势,将“隐地”一率加以没收。当年可谓是怨声载道,可经历过“地税风潮”后的士绅、百姓却无人敢言不。

“去年,官府通过公地放领的方式,把这三亿多亩地尽数放出,放给无地、少地的百姓,数千万户贫民因此受益,家家户户给皇上立长生牌位,这事不是号称是新朝第一德政吗?”

当然这一德政是建立另外千百万户家业受损的基础上。

“今上仁爱,实是我等国民之福气……”

王裕民的话到不是肺腑之言,毕竟他们家当初就被查出了一百四十余亩隐地,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文,隐地超过三亩者,一率视为无主官地加以没收。换句话来说,仅此一项他们王家便损失数千元。

“福气不福气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可我知道,这公地地租是折成现金的,也就是说,除了税,还有地租,皇粮国税,谁人敢欠?所以今年,这粮价至少能比去年压低五成以上!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卖粮交税!”

“总经理,你的意思是……”

王裕民看着总经理,从总经理那冷冰冰的话语中,他读出了对方的意思来。

“压价,把今年的谷价压下去!你要记住,无论咱们压到什么价,他们都得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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